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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厚卿，”中书侍郎许将却被安焘提议吓了一跳，“连韩师朴都点头了，我们还做甚恶人？”

    自神宗朝开始，不让官家花钱的一般都是旧党——旧党对朝廷敛财是深恶痛绝的，所以就要控制国家的支出了。不仅皇帝本人的生活要节俭一点，连国家正常的开销，比如打仗，比如治理黄河（在北宋中后期治理黄河的办法都不正常了）的开销，也都是能省就省。

    不过武好古这次给宋徽宗出的主意是“地产兴邦”啊，问地产业拿钱，不用户部和太府寺出，那就没有朝廷敛财的问题了。所以韩忠彦不加以阻止也不算违背旧党的宗旨。

    和许将一起到西府“串门”的曾布也道：“厚卿，如今台谏主要在元祐党人手中，弹劾我和冲元的奏折都快在官家的案头堆成山了。如果我们在修缮琼林苑的事情上挡官家的道，只怕都得去海州了。”

    “不是修园子不妥，”安焘连连摇头道，“而是把都亭驿的地皮拿去佳士得行唱卖不妥！”

    曾布摇摇头，“厚卿，这不是一回事儿吗？不把地皮卖了，官家上哪儿弄200万啊？”

    安焘道：“子宣，你说这地皮会给谁买去？谁能一次拿出200万巨款？”

    “厚卿，你也是汴梁子，怎么不知道汴梁城内豪商遍地吗？”许将笑道，“光是一个界身巷就能拿得出一亿缗。”

    “我当然知道！”安焘正色道，“我还知道土地到了奸商手中，一定会变成他们盘剥鱼肉百姓的工具。”

    “商人买地是买卖，自然要图利的，”曾布说，“商人图利并不等于害民。”

    曾布虽然是新党的大将，但是他的思路和王安石、安焘等人也有不同，他并不赞成官营工商业搞垄断。在熙宁七年的时候，他就上书指出了《市易法》存在的问题。因此被看成了新党的叛徒，被王安石踢出了朝堂去广州做知州了。

    而安焘虽然是汴梁子，但是却主张加强官营工商业。所以在他看来，章惇、曾布主导的所谓“绍述”只是徒具其表，完全没有了熙宁新政的精髓。

    安焘愤恨地道：“今次之事一定不是官家想出来的，而是官家身边的两个小人潘孝庵和武好古在谋划！

    那潘孝庵虽然是将门子，却是父子两代都不务正业。在熙宁、元丰年间，他家的金银绢帛交引铺就勾结污吏，坏了王荆公的《青苗法》，趁机操纵粮价，又以高利放债，迫使大名、应天、海州等地不少小农倾家荡产，甚至有不少贫户因此阖家自杀！

    后来，他家的解库还借钱给开封府的粮商以囤积居奇，操纵粮价对抗《市易法》，搞得民怨沸腾。

    此等奸商本该拘捕归案，从严惩处，可是却因为是功臣之后且有官身就不了了之。如今他的儿子和女婿又迷惑官家，想要继续为祸害民了！”

    原来潘孝庵、潘巧莲的老爹也不是什么好人，活着的时候也是开封府有数的大奸商！王安石搞《青苗法》的时候，他就和当地的豪门污吏勾结，一起在大名、应天、海州等地操纵粮价。

    在农户从常平仓贷出粮食（需要折算成钱）前大肆推升粮价，造成农户贷出的粮食折价过高。而在夏秋农户还贷时，又压低粮价，造成农户还贷所需的粮食（也需要折钱）过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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